笔者首先声明，自己既不是哲学研究学者，也不懂德语，但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孙周兴教授和张汝伦教授就后者的《历史与实践》一书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展开的批评和反批评。虽然孙教授仅根据10页的对照就批评张著乃“编译”之作确有武断之嫌，但仅就其所揭露出来的10页文字而言，这部分无疑是编译之作。而张的反批评显得苍白无力。很难想象一个学者的“读书笔记”竟会忘记所读之书的版本信息。而且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参考工具书，如果说在国内找不到原书的话，至少是可以找到该书的版本信息。一个学者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，那还作什么学问。更蹊跷的是，张教授可以掌握“从柏拉图到康德到胡塞尔到哈贝马斯，无论是希腊文、拉丁文，还是德文、英文”著作的版本信息，却恰恰忘了一本重要工具书的版本信息！
至于张称他的著作与《哲学历史词典》性质不同，似乎并不尽然。从孙、张两位教授的讨论来看，《哲学历史词典》的条目是有注释的，更像是一种我们常见的研究综述，而非国内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词典。而张著的特点似乎也是着重于概念和思想的发展脉络。至于张教授所言，哲学经典几乎没有注释，而他本人的著述注释详尽。这种类比别毫无意义，因为一个是哲学家的经典，一个是哲学研究者的研究，后者理应如此。
不能不承认，国内有一些研究西学的人，很善于走捷径，常常发挥自己的外语优势，连编带译，把洋人的著述变成自己的东西。其障目法是保留原著注释及参考书目，唯独不注作为蓝本的原著。图书情报学中有一个“伪引”的概念，即研究者实际上没有阅读或核对过有关著述，只是把别人著作中的注释抄过来，而不标明“转引自”。“伪引”难免会产生“伪作”。这实在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悲哀。笔者在此真诚地呼吁，为了我们每个学者都在其中的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，我们的学者应该严格自律，不要再制造基于“伪引”的各种“伪作”了。同时，学界同仁们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，揭露学术研究中的种种“伪引”和“伪作”。
4月6日在网上读《中华读书报》有感
 |
